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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乙类乙管”后，老年人防护记住这几个关键问题******

　　乙类乙管

　　老年人防护

　　1月8日起，新冠病毒感染由“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在疫情防控新形势下，“乙类乙管”并不是放任不管，而是有了更加精准科学的防控措施。尤其是对老年人、基础病患者等重点人群，需要更加科学的防护，进一步推动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提高老年人群覆盖率。老年人防护这几个关键问题要知道！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类乙管”疫情监测方案》强调要进一步提高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率。老年人如果不完成全程接种和加强免疫，面临哪些风险？

　　新冠病毒感染无论是“乙类甲管”还是“乙类乙管”，都是要按照传染病治疗的。因此，借鉴以往我们对天花、麻疹、乙肝等传染病控制的经验，注射疫苗是必须的，而且是全程接种，全程接种会使死亡率和重症率降低。

　　对于65岁以上，特别是有四种以上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是这次奥密克戎攻击的重点对象，所以更要尽快完成全程的疫苗接种，这是阻断病情加重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

　　很多老年人都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他们对于接种疫苗有很多顾虑。这些老年人能否接种？患有肿瘤、术后等大病的老年人能否接种？

　　这是很多老年人滞后接种疫苗或者不接种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才是需要接种疫苗的重点人群。我国的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数量很庞大，还是建议尽快、尽早全程注射疫苗。如果平时规律服药，长期把血压和血糖都控制在比较稳定的状态，是完全可以去安全地注射疫苗的。

　　如果是正在进行化疗的肿瘤患者，建议在肿瘤得到控制之后，肿瘤不是在进展期，和化疗错开时间，就可以去进行疫苗的接种。如果肿瘤患者在化疗过程中阳了，要等阴性之后两到四周才能再次进行治疗，两到四周是给患者一个很好的恢复期。

　　已经“阳康”的老年人，是否还需要接种疫苗？

　　如果“阳康”后的老年人，大概抗体的产生是要在转阴后两到三周才能产生，维持三到六个月的抗体。所以，在三到六个月之间是不用打疫苗的，但是三到六个月之后，还是建议要注射疫苗。

　　元旦、春节即将到来，老年人是否还能走亲访友？针对不同的慢病或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老年人特别是高龄的老人，在转阴之后，症状未必能够完全缓解，这时可能还会出现相应的病情迁移，会导致原来的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慢阻肺等慢性病的进展。

　　此外，很多老年患者在患病过程中有过高烧、咽喉痛、流鼻涕、头痛等比较明显的症状，即便抗原转为阴性，还是有一个恢复的过程。

　　如今，春节已临近，很多老年人想去走亲访友，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转阴后的两三周时间里不是所有人都能产生这次奥密克戎的抗体，当免疫功能低下的时候，就会有再次感染的风险。

　　感染过新冠病毒的老年人身体会比较虚弱，会诱发原有基础疾病的加重，所以，建议即便是已经“阳康”的老人，还是尽量减少聚集活动，走亲访友一定是要量力而行，同时口罩是不能摘的。

　　老年人万一不幸感染，该如何应对？出现哪些情况下需要就诊？

　　如果是轻症，包括高热、恶心、呕吐，如果自己能够处理，就尽量居家处理。如果胃口、精神状态都还好，只是一些发热、肌肉酸痛的症状，建议还是可以居家的。

　　但是当出现气促、呼吸困难、原有的疾病症状加重，包括血压、血糖异常、头痛，或者是肢体运动障碍，这些症状加重的情况下，要去医院就诊。

　　如果老人在家里有血氧仪，测量血氧低于95%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居家吸氧。如果三天以上血氧还不能回升，且呈持续下降的趋势，要尽快去医院。

　　如果高热三天都不退，而且出现了一些并发症，包括咳嗽、咳浓痰、气促、呼吸困难，这些也要去医院就诊。

　　除了接种疫苗外，还有哪些方法能帮助老年人更好地抵御病毒？提高自身免疫力是否能有所帮助？

　　第一，保持比较好的心情、生活习惯和生活状态，好的心情会使得我们的免疫力保持在一个比较平稳的水平。

　　第二，均衡的营养摄入，蛋、奶、肉、水果、蔬菜，营养。建议每天1到1.5克每公斤的优质蛋白补充，如果是一个60公斤的人，要优质蛋白大概60克，也就是说一两多的猪肉，是每天必须要保证的。

　　第三，依靠一些外来的帮助，比如我们在病房里治疗的病情相对比较危重的患者，需要补充免疫球蛋白。对于平时预防，可以使用胸腺法新日达仙，就是99%和人体同源的胸腺肽，我们一般建议老人每年注射1到2个疗程，对于提高人体免疫力有帮助。早期使用胸腺法新可减少新冠患者重症发生率，缩短住院天数，促进病情恢复、降低COVID-19重症患者的死亡率且安全性良好。

　　如果老年人经济条件比较好，可以用一些口服的蛋白粉来补充蛋白。因为在发热的时候，蛋白质的消耗是很高的。假如三天都不怎么吃东西，这个时候可能会导致低蛋白血症的出现，此时补充口服的蛋白，能够使得我们的营养均衡，使得免疫力达到比较平稳的水平。

　　第四，建议老年人及时接种流感疫苗、新冠疫苗以及肺炎疫苗。

　　微胖的老人更“扛病”？老年人“微胖”是多胖？

　　微胖的老人有一定皮下脂肪，抗寒、抗病能力比瘦人强。瘦人抵抗力较弱，对环境适应性差，对流感、上呼吸道感染、肺炎等急性传染病，都比胖人发病率高，而且抗打击能力差，有可能导致更加不良的后果。

　　“微胖”到底是多胖？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老年医学中心医师刘颖介绍，老年人自己想要判断体重是不是合适，看身体质量指数(BMI)更靠谱。用体重公斤数除以身高米数平方得出的数字，是目前国际上常用的衡量人体胖瘦程度及是否健康的一个标准。

　　刘颖医生介绍，对于不同的人种，同样的BMI可能代表的肥胖程度不一样，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的BMI水平在整体上低于欧洲国家。体重指数每增加2，冠心病、脑卒中、缺血性脑卒中的相对危险分别增加15.4%、6.1%和18.8%。一旦体重指数达到或超过24时，患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和血脂异常等严重危害健康的疾病的概率会显著增加。

　　但据多项研究表明，亚洲人在较低的BMI水平时已经存在心血管疾病发病率高的危险。中国老人最理想的体重指数应该是22。

　　当然，体重上下浮动，我们体重指数很难正好地保持在22，一般认为“老年人体重稍高一点”(即BMI保持在21~23.9)比较好。(来源：健康北京微信公众号)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